是列车

天门历史网 2020-02-20 23:30:43

  诗全集中译本近期出版

  “什么是语言?/是列车,/同时又是道路、旅程和抵达。什么是意义?/无意义的开始,/与终结……” 月21日,近年诺奖热门候选人、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叙利亚籍黎巴嫩诗人阿多尼斯,携诗选集中译本《我的孤独是一座花园》来沪。作为开场白,恰如他本人对诗歌所下的定义:诗歌即提问,它总在引发另一个提问。阿多尼斯以这种特殊的问答方式,用华丽的阿拉伯语颤音深情朗诵了长诗《在意义丛林旅行的向导》。这是79岁的诗人首次来中国旅行,也是他的诗集首次在中国翻译出版。此前,他已在北京与杨炼、唐晓渡等国内知名诗人做了深入对话和交流。

  在诗歌交流会上,这位灰白长发、著作等身的“智慧老人”,面对众多诗歌爱好者的提问,比着手势,应对自如。他的回答不仅精辟,而且优美流畅如诗。“当哲学沉默时,科学迷惘时,当人类的一切知识因为不能解决面临的困难而不吭声时,只有艺术和诗歌有许多话说。”阿多尼斯认为,诗歌是所有言说者不能言说时,唯一的言说。当被问及“诗歌没落”时,阿多尼斯说:“如果一定要从数量的角度来评估诗歌的话,可以说今天诗歌面临的问题不是诗歌本身的问题,而是人的问题。今天读诗的人减少了,这并不是诗歌的过错,而是当下文化的错误。”

  说到对中国文化及诗歌的观感。以诗歌的战斗性和现代性而闻名的阿多尼斯表示,印象最深刻的中国作家是鲁迅,他同时也很欣赏李白和屈原。作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,一位偶像破坏者、社会批评家,一位在思想和文学语言方面富于革新精神和现代性的诗人,阿多尼斯直言:变革和叛逆是诗歌的核心。他认为,现代性就是意味着变革,但是诗人只负责提出新的观念以及改变世界的观念,却不能改变世界。他同时分析了现代性危险的一面,是把文化变成时装,变成一种时髦。“艺术不能屈服于任何事物,不能被任何潮流牵着鼻子走。艺术是对一切事物的创造。”

  60多年前,叙利亚的穷学生阿里·艾哈迈德·赛义德·伊斯伯尔,在投稿的纸上,随兴署下了阿多尼斯这个希腊神话中掌管植物生死的神祗之名。他那时多半没有想到,此后,他的诗歌创作就走上了顺畅通达的旅程。

  当记者问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名字有何寓意时,阿多尼斯首先做了纠正。他说,以为阿多尼斯最早源于古希腊,是一个误解。其实,这个词来自古黎巴嫩,是黎巴嫩一条河的名字“阿多尼”。后来,这个词传到了古希腊,就演变成“阿多尼斯”。“我在读中学时,经常写诗,然后署上真名,向报社投稿,但没有人愿意发表。有一天晚上,读了‘阿多尼斯’的传奇故事后,得到启发,以此作笔名再投稿,居然就顺利发表了,而且这家报社此后不断刊登我的诗歌。”

  阿多尼斯19 0年出生于一个贫困的农民之家。因为贫穷,他1 岁时尚未进入学校读书,但庆幸的是,父亲虽是农民,血液里却继承了阿拉伯民族对诗歌的热爱。在父亲的引领下,他进入了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奇妙世界。在学习、背诵古诗之余,诗才也逐渐展露。1944年,当时的叙利亚总统前往他家乡附近的塔尔图斯城巡视,少年阿多尼斯有机会对总统吟诵了一首自己创作的爱国诗歌,总统大为赏识,并当场允诺由国家资助他就读城里的法国学校。阿多尼斯入学后苦读法文,两年后便能阅读法国诗人的原文作品。

  随后,他进入大学攻读哲学,并开始以“阿多尼斯”为笔名发表诗作。大学毕业后,他进入叙利亚军队服役,其间因为曾加入过左翼政党而入狱一年。1956年,发生了一件戏剧性的事情:他结束兵役后只身前往邻国黎巴嫩谋生,刚进入黎巴嫩国境五分钟,叙利亚便宣布全国总动员,同埃及并肩作战,抗击发动苏伊士运河战争的英、法、以三国。只不过短短几分钟的时间,叙利亚少了一名士兵,却多了一位诗人。

 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,阿多尼斯结识了诗人优素福·哈勒,两人意趣相投,共同创办了在阿拉伯现代诗歌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的杂志《诗歌》,为阿拉伯先锋派诗人提供阵地。此后,他又担任另一份文学刊物《立场》的主编,并在黎巴嫩大学任教。出于对贝鲁特这个城市的热爱,他经申请获得了黎巴嫩国籍。1980年,阿多尼斯因黎巴嫩国内战争逃亡出国。十多年后,当他“卸下战袍”回到阔别十多年的祖国时,在贝鲁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。然而阿多尼斯一离开贝鲁特,就破口大骂这座城市和他祖国的落后,结果又引起轩然 。

  诚如诗人特立独行的文化姿态在西方世界所引发的热切关注,他特有的多重身份也让他获得了一种更为清醒和开阔的国际视野,并据此在诗歌中,展开了对自己所处的国家、民族乃至这个时代境况的反思和批判。他为祖国蒙受的苦难而伤怀:“在这个灾难织就、鲜血铸成的时代,/每天都有一个颤抖的身体在太阳面前醒来。”也为诗人自身不被祖国所容而喟叹:“诗人啊,你的祖国,/就是你必定被逐而离去的地方。”他还为整个阿拉伯民族的不幸与落伍而忧戚、悲愤:“阿拉伯的大地是忧伤的,/她的忧伤是语言额头的皱纹。”与此同时,他并没有因为融入西方,就回避批判西方社会的政治和文化,声称自己和爱德华·萨义德一样,是“双重批判者”。

  尽管诗人的创作以理念性见长,且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联显而易见。当记者质疑他的名声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其对本国文化、宗教、政治的批判,阿多尼斯断然给出了否定的回答。他说:艺术家的真正荣誉,当然来自于他们的创作,与政治无关,“事实上,所有伟大的政治都根源在于伟大的文化,只有对政治做最基础的、文化层面的批判,才可能改变政治形态”。

  阿多尼斯赢得的巨大声誉,一方面固然来自他的诗歌创作。但他的诗歌读者多限于文化水准较高的诗歌爱好者;他主张变革、创新的诗学理论虽具有革命性,其影响也主要集中在文坛诗界。然而,他对阿拉伯政治、文化、社会作出的空前尖锐而深刻的批判,则对整个阿拉伯知识界产生了重大影响,也使他成为当今阿拉伯世界最具争议的文化人之一。

  为了揭示阿拉伯现实困境的根源,诗人不畏其艰,深入考察了阿拉伯思想与文化史。在四卷本理论著作《稳定与变化》中,作为社会批评家的阿多尼斯指出: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征是“稳定”,这种稳定近乎“沉睡”,已成为妨碍阿拉伯人前进的桎梏;阿拉伯文化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中长期受到排斥、处于边缘的“变化”因素;以“变化”超越“稳定”,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。他还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现实,揭示了阿拉伯文化、社会与政治中存在的因循守旧思想严重,宗教蒙昧主义肆虐等诸多弊端。

  在诗选集中译者薛庆国看来,阿多尼斯思想中质疑传统、抗拒权势、批判时俗、忧国忧民的意识,既和纪伯伦、塔哈·侯赛因、马哈福兹这些阿拉伯文学大师一脉相承,也和全人类的思想、文化精英遥相对接。他对阿拉伯社会文化的批判之尖锐和激烈,可以和鲁迅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批判相提并论,两者同样具有振聋发聩、惊世骇俗的效应。正是这些激烈的批判与呐喊,在阿拉伯当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澜漪,让人们看到了阿拉伯文化变革与新生的希望。

  (编辑:许丹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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